“五四”以降，西风东渐。

　　近百年来，中国画的发展始终处在中西文化的交汇碰撞中，运用西方绘画理念乃至方法对传统的中国画进行改良，“以西润中”、“以西启中”、“借洋兴中”、或曰“中西融合”，一直是一代代勇于创新的中国画家的愿望与追求。在这条艺术探索之路上，行者多多，成者寥寥；其影响最大者，当属以徐悲鸿、蒋兆和、李可染为代表的新写实派和以林风眠为代表的新写意派，以及前不久驾鹤西去的吴冠中先生。

　　对当代中国画的画家来说，单纯走传统之路，无疑是走在一条末路上。先人已经在意境和技巧上把中国画应有的都已发挥到了极致，几乎没有给后人留有空间。走“中西融合”的中国画改良之路吧？可中国画与西画本来就是异质的，“西方画之可采入者融之”，融什么？怎么融？这难道不是一条荆棘密布的绝路？

　　林风眠先生在这条艺术之路上走过，吴冠中先生在这条艺术之路上走过，而赵凤岐先生在这条路上走着。

　　我首次见到赵先生的山水，是在我的朋友张旺林处，赵先生的许多故事，也都是旺林后来告诉我的；旺林对赵先生评价很高，说“赵先生是一个对艺术很纯粹的人，这样的画家在当今陕西的画坛早已不大多见”。

　　随着后来与赵先生的交流和观察、认识，我发现旺林说的没错——在陕西画坛，赵先生应该是一个对山水画创作有着较强自觉的画家。

　　30年前，他自西画进入中国山水至今，其笔下的山水有着极强的文人画倾向，禅意十足，充满了他这个基督徒对自然和生命的真情。他笔下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村一居无不显现他忘情于山水，气定神闲，心无旁骛的博大胸襟。构图则得益于他的西画和多年的艺术教学与实践，奇崛险峻，不拘形似，出人意料，气势磅礴，气象万千。在赵先生的山水画里，一湾水就可以让观者领悟到长江之九曲，黄河之危急；一片石就可以让人们感受到秦岭之博大，华山之万仞。

　　在赵先生的山水画中，我们尚能清楚地感受到西方艺术思想对他的滋养以及他扎实的速写功底和西画的影子，这些，都已对赵先生“中西融合”的山水画风格的形成产生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构图上，他将西画“块面组合”的造型特点成功的转化为中国绘画源于书法的“线点结构”。色彩上，一改中国画以水墨为主，颜色为辅的积习，大胆设色，恰如其分的运用色彩冷暖的差异，丰富了画面层次，使之对比更加强烈，笔墨也更加生动有趣。潘天寿在他的《听天阁画谈随笔》中这样写道：“有常必有变。常，承也；变，革也。然，常从非常来，变从有常起，非一朝一夕偶然得之”。赵先生在充分运用和掌握中国传统山水画皴檫点染等技法的同时，“常、变结和”，把水粉画的小笔触和中国画的各种皴法相结合相融合，正在形成着自己的独特笔法。

　　赵先生出生在一个宗教之家，母亲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受母亲的影响，襁褓中即受洗成为天主教徒。幼年曾有幸师从国画大师赵望云先生并和赵家过往甚密。七十年代中期考入上海戏剧学院舞台美术专业，先后得到杨祖述、周本义、全山石等名家教诲和指导。

　　赵先生的山水画画面圆满、完美，这或许是他目前画作的一个遗憾；他的山水或许无意识的有一些讨好人的东西，很受人们喜爱，这都是由他那善良的天性所决定的，是他天性的物化。作为一个虔诚的教徒，他天性善良、感性、唯美、澄净。他画画无功力，只是在用笔抒发他对大自然，对生活，对人—亲人、朋友、同事以及对一切生灵的感恩与至爱之情。至于生活相悖于他的，他则置之一笑。

　　“人生如白驹过隙”。在历史的长河里，如果说伟人和常人有啥不同，即伟人是清醒地被时空掩埋，而常人则是糊涂的被时空掩埋，同俱一个“悲”字；前者自觉且悲壮，后者则糊涂悲惨。清醒的人活在世上明知、豁达、沉静、怡然自得；糊涂人活在世上懵懂、窘迫、浮躁、无所适从。在陕西，在山水画创作上，赵先生无疑是清醒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坚持、否定、探索，再坚持、再否定、再探索”。“一将成名万骨枯”。和众多的先人一样，在这条“中西融合”的艺术探索道路上，赵先生极有可能依然被荆棘掩埋而不会成为伟人或宗师，但他至少是自觉和悲壮的。

　　“清风明月本无价，远山近水皆有情”。在所谓“中西融合”的绘画实践上，当下的赵凤岐先生无疑是值得我们期待的。

徐志刚于龙首塬抱残斋

庚寅立秋之夜